为什么建筑师们如此痴迷于彼埃•蒙德里安？

在19世纪20年代，荷兰画家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开始绘制极具风格的代表作：黑色不规则网格作为基础，以变换形状的红黄蓝三原色平面装点于其中。他与现实生活元素看似脱节，将线条和方块的语言简化成为新塑造主义（Neo Plasticism），以此探索色彩与形态之间的动态。虽然在19世纪早期，他的红黄蓝色块油画成为荷兰风格派运动（De Stijl）中的重要代表，但其画作的抽象元素则在一世纪后的今天依旧启发了来自全世界的建筑师们。

但是，蒙德里安的画作中的什么特质让画家和设计师们如此着迷，并将其运用于空间的探索中？

当人们讲到蒙德里安的画作在建筑中的运用，无疑会提到建筑师格瑞特•雷福德（Gerrit Rietveld）在荷兰的乌特勒支（Utrecht），为寡居的特鲁斯•施罗德（Truus Schröder）夫人和其三个小孩所设计的两层住宅，这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项目建造于1923至1924年间，设计者将蒙德里安画作中鲜亮的色块和网格运用在施罗德住宅中，将其转变为金属条板、不同大小的木块以及不同长度的管状钢，并将这些元素漆成红、蓝、黄三原色，以此框架出了错落的屋顶表面、门窗以及墙面。房屋内部的墙面摆脱了承重的责任，以此成为了可移动的悬浮墙面，让内部空间变得更为自由灵活。

在1926年，与蒙迪里安和雷福德同一时代的画家及建筑师提奥•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被委任设计奥贝特咖啡厅（Café L’Aubette）。他将荷兰风格派画作包容在室内空间之中：他将“映画与舞蹈（Ciné-Dancing）”之厅的墙面以及屋顶上的网格以45度旋转，并使用红、黄、蓝的色彩渲染这个不规则空间。仅仅两年后，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则将蒙德里安于1917年的作品色彩成分A（Composition in Colour A ）中的元素运用在更广阔的概念中：他在巴塞罗那展览会德国馆（Barcelona Pavilion）中使用的玻璃、大理石、石灰华（travertine）以及金属。

建筑师们对于蒙德里安的作品的兴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逐渐消退，战后的消费主义驱使了乔治•尼尔森（George Nelson）设计于1945年的原色块壁橱（primary color-blocked Storage Wall ），他将艺术家的作品运用到住宅储藏空间上，同时，夏洛特•佩瑞安德(Charlotte Perriand)、让•佩鲁伟（Jean Prouvé）和索尼娅•德劳内（Sonia Delaunay）的书架也将画中鲜明的色彩利用在铝板上，以家居的形式来呼应新塑造主义。

在艺术与建筑的案例住宅计划项目（Arts & Architecture’s Case Study House Program）开始时，设计双人组查理斯•伊默斯和蕾•埃姆斯（ Charles and Ray Eames）夫妇将画家的黑色网格重新打造成为预制的金属边框，以此作为其1949年制作埃姆斯住宅（Case Study House #8）包围在外表的覆层的框架。蒙德里安的抽象平面及网格自然地鼓舞了工业生产以及战争中所产生的技术，因此建筑师在设计呼应住房形态的预制结构的原型时，将这些元素作为体块运用在住宅项目中。对于原色相似的大胆运用也出现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粗野主义（brutalist）乌托邦设计——1952年的马赛公寓（Unite d’Habitiation ）中。半透明瓷砖板块形成的一个个色块，这样的特质也最终被运用在勒•柯布西耶公馆（the Pavilion Le Corbusier）中。甚至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在也在1965年时，将蒙德里安的平面网格运用在宽松直筒短装中（sack dress）中。

由 City of Hague

至今为止，蒙德里安的作品一直对建筑有着极大的影响，从位于洛杉矶的蒙德里安酒店、菲律宾文珍俞巴市（Muntinlupa）的蒙德里安住宅，到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于1955年设计的荷兰海牙市政厅（City Hall of the Hague）的外墙覆面，这个作品也与2017年初重新涂漆，以庆祝荷兰风格派运动的百周年纪念。

蒙德里安的抽象语言被运用在建造技术以及结构性能中，这些运用都证明了他的作品对建筑师探索空间质量的重要性。艺术家们对于建造世界中的适应性促使他们将建筑脱离体块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将适应周边环境作为基础，打造与主要形态以及人们生活韵律息息相关的流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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