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庄子玉 | 十二个建筑触点开始的一次对话

“漂浮”是指一个建筑的两重性。漂浮感意味着什么？建筑学发展到今天，建构所做的所有动作都是在对抗那个不能抗拒的地心引力。

突破引力背后有很多的所谓亚文化现象或者文化概念。建筑学在这个体系下在挣扎，不断地通过技术去突破它的极限值，去寻找一个新的空间状态，一种极限的物理状态。从建筑学的本质去理解它，建构文化其实都是基于此，比如大跨空间、斗拱、拱券。中国的斗拱抑或是外国的拱券形成了文化符号，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抗衡重力。“漂浮”这个词虽然感觉很飘渺，但是它其实能够直击到建筑学这五千年所做的努力。

庄子玉2012年摄，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

“避开人为的、形而上的意识，避开建筑中人为的框架，无论是什么主义或风格，这些概念都没有绝对性。我更愿意从一个进化的角度，谈类型学，谈建筑空间的进化，体验的进化。”类比我们现代生活方式，比如说移动支付、软件打车也是在迭代进化，这种进化其实是生活体验、空间体验的进化，它能和我们建筑学本质的诉求交叠。从这个角度谈，所有人都能听明白，它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所有的体验是能够和建筑学本质串联的。

“我们靠近公众不是为了试图让他们理解，而是去理解他们更贴近于使用需求的语汇和他们正在经历的事物。”共享机制、外卖、快递之间的网格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今城市的版图，但这种城市性其实没有人真正开始讨论。作为一个正在实践的公司，虽然谈不上深度研究，但我们至少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去挖掘然后植入，在某个片刻我们也许会总结一些更体积化的成果。

单纯谈形式的叠加、形式的进化，形式本身的逻辑支撑关系也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解答我当下的建筑实践问题或是社会认知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空间终极的问题。“漂浮”也可以暗指一种城市理想或者生活理想的一个状态，它就在那里，需要我们去不断的探索。

庄子玉2013年摄，华盛顿广场纪念碑

偏面的意义所在

“建筑学是一门学科，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门艺术，但我认为本质上它是一个工程，我们和做苹果手机的产品经理实际上身份是更接近的。”

“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只能做一些实践性的探索。其实没有所谓思想，我觉得还到不了那个层面，目前只是一些思考的片段，但是也正是这种思考片段其实是基于项目让我们对当代社会有一个观察的立足点。这个观察一定是片面的，所以我不敢说这些东西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对整个行业有借鉴价值。”

这十年一直在找一种和建筑的关系，并选择了一种阅读的方式去接触它，即便身在其中的时候也是在外面去看，以此保持一种建筑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东西可能会指引你做出更好的建筑，但感性却可以成为我们靠近建筑的一种方式。

我们拒绝不了感性，人的属性就直接决定了我们需要感性的东西去做快速的判断。但最终要回归理性，就是希望把作品里的那个自己刨除掉，把主观的东西尽可能去掉，主观的一定是很片面的。虽然感性是一个帮助我们快速判断和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但建筑的落位需要回归理性的层面来实行。

建筑不是化石和一个城市的墓志铭

“对于我们来说，商业空间的意义在于我们希望这个建筑是活的，而不是一个化石。不要让建筑成为一个城市的墓志铭，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最后它只是一个形式摆在那里被人膜拜，它没有办法去延续下去。我们希望建筑可以被运营可以继续持续，它能给社会带来形式感，能造福于这个社会。如果你盖一个房子是你的纪念碑，甚至是你的墓志铭，那房子就不是房子了，房子是给人用的，不是一个雕塑。

商业社会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它能把所有东西形成一个体系，然后持续地运转下去，这是商业的价值。我们希望建筑里有商业价值，即使是一个公共建筑或是文化建筑，它和商业其实都不是对立的，有一个互相促进的机制，能够让它更良性地走下去。

其实我们谈可持续，我觉得是有多重维度的，运营其实比节能更重要，运营层面的消耗是最大的，至于节能等其他方面热量的消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建筑不是孤立的构筑物，更多是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参与和介入，当下中国的建筑尤其如此。每个人都在评判建筑，其实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他有自己的观点、认知或者感受。我在纽约当时做的第三高楼宾夕法尼亚大街15号超级塔，它的效果图被发到网上后有很多人评价，有些人说像生殖器，有些人说像啤酒肚，都表达了他们对它的感觉，并没有说就是生殖器是不好的，这只是他们的感觉而已。

鼓楼大街七号院呈现的是和城市的关系，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大家看待城市的视角，不仅限于这个院子本身，而是一个更大维度的对城市关系的看待方式。

铜陵给予的是一种符号意味，或者说是文化属性，一种空间的可能性。铜陵所处的山村是空心化的，交通可达性低，也没有自己的传统工业和农业体系支撑，但这个类似于奇观的房子带动了话题和人群，带动了人们对空间体验的向往。

这背后产生的商业价值，产生的社会推动力，反倒吸引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回到这个山村，去重新经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本质上类似于毕尔巴鄂效应，只是两者年代、实现方式、所在地点和呈现维度有所不同。

RSAA项目，重庆环山酒店

挖掘与整合创作

最近一个苏州老城的改造项目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非常零散的街区化地块重组以后，会给老城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激活方式。从运营的前置思考、内容植入到衔接资源，做的不仅仅是个房子，盖完了拍几张照片。我们希望它能够更有生命力持续下去，空间层面的呈现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审美上的好看，而是在真正从实施和使用层面嫁接一些软性的植入能给使用者和城市本身都带来更多参与感和体验感。

“大家可能会觉得建筑师是不是走偏了，总在谈生活日常与街头里巷，关注点放在了一些微小的甚至是细节的演绎上，但是反过来想，这个事情恰恰更贴合与建筑本质，反而成就了空间的内容核心。如果说一个建筑只是为了几幅照片，那就不需要谈运营，也不需要谈这些内容的植入，只要它好看就行。而内容以及后期持续的运营才是建筑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受和使用。所以对空间意义的挖掘，反倒是对于建筑本质价值的一种回归。”

我们在聊更多的是不是可以把侯孝贤的电影内容和道具放在这个空间里，也是一种对于文化非常好的呈现，并在可经营的空间里引入文化属性，能给大众以建筑的方式提供很大的认知感受的提升。

庄子玉2016年摄，瑞典冰河北极光

沟通与阅读的重要性

前期投入精力去跟政府和开发商去沟通，项目相对会有一个好呈现。并不是一定要提供一个多么精彩的形式，而在于空间和内容的嫁接是无缝的，体验也是非常贴合的，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到了空间的细节，创作不一样的空间的感受。

在项目设计开始的时候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探讨它和什么样的内容更贴近，适宜呈现什么样的感受。未来消费升级、人群细分后，需要探讨不同的人群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建筑的使用本质和服务行业的本质依旧是人，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这个是被行业忽略掉的，甚至可能比我们之前讨论的大量的对于形式的探索更重要。

庄子玉2017年摄，科隆水塔酒店

新与旧 | 过去与当下中的取舍？

“我们是故事的创造者。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项目，到时候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去掌握这个度，在西方其实是类似于建筑文保这个层面，这一定是分级的，这里面有rehabilitation、restoration、renovation、regeneration等，就是说能够保持就保持，保持不了就适当的修补，修补不了的话就改造，改造不了的话就重建，一定是动作越少越好。”

改造项目和新建项目不一样，新建项目画的每一笔都是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保护类和改造类的项目，我要做的大量考证工作，首先是要反复衡量我要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很多现状的基底，可能不动才是最好的状态，其次才是怎么样才可以实现一个好的状态。

庄子玉2012年摄，抬升中的武当玉真宫

物与观念进行时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景框，或者说一个托盘，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呈现，让人们去阅读它里面的内容，而不是我们要给它的内容。

这个空间，我们做了这些动作，每一动作你都会看到，其实我们都不想加载我们的内容进去，而是让一个无时效的东西介入进来以后，让大众去阅读它在其他时间内容里的一个感受。

大多传统的中国空间和建筑的概念也是这样，保持着传统的意象和一些基本做法，但它是弱化建筑符号式的。这些符号也仅仅是一些等级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可被阅读的信息其实并不多。建筑在中国传统里面，“物”其实是弱的，“观念”才可观其自身。甚至是朝代更替以后，它其实是逐渐变小的。就像故宫他的规模比汉朝的宫殿，比唐朝宫殿都要小很多，到最后变成园林式的一个主体。园林转变是一个托盘，是一个承载式的，它承载的是看待自然与世界的方式。它虽然有符号，有形象，但是也是要弱化的，因为中国真正精髓的东西不是这些符号和形象，而是它的观念。

中国的这种传统空间度于我来说其实是景框，托盘，是一个载体，承载的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由此导向项目的核心和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是嫁接的，用现代的语言，景框可以更弱，可以更被消隐掉消解掉，然后你看到的是它已有的。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改造还是新建，即使是新建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的既有条件，即使是一个空地，也有自己的文脉、形状、水文地质环境，那也是一种改造。项目业主会有自己的诉求，或者项目本身从商业层面上来说有自己的诉求，我们一个大原则，结合诉求我们去回应一些他的需要。

庄子玉2012年摄，吴哥夕照

二元论之外

“我不赞成东西方二元论的概念，但我其实是觉得有区别的，而且这些区别在你的日常感受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与身俱来的，从你内心发出来的。”东方西方也好，新建改造也好，城市乡村也好，我并不想把它们二元论，唯一不同在于人群的不同。

比如说铜陵项目其实不是乡建，因为没有村民真正去住那个房子，反而是城里人去住，但是它可以成为乡村的另外一个物种，像一个“潜水艇”，用一个城市化的状态或者一种看待方式，潜入了乡村的环境。当然它跟这个环境会有脱离感，但是脱离感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它可以形成一种碰撞和反差，从而形成一种带动。

山中是这种状态，城里也会有细腻的情感来捕捉一些信息，可以安放一个空间。

多元市场是一件好事

“在中国做建筑，大多建筑师都想做地标，但是越想做地标，这个事情就越不成立，它最后会产生脱节。真正好的东西其实是惊喜，而不是惊讶。惊喜意味着这里面需要一些中性态度，更放松，就像刚才说的潜水艇，隐匿在城市里。”

未来关注空间不同层面深度研究的的创作型事务所会越来越多，这个事情也一直在发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多元化是一件好事，这个市场需要更多的声音和态度，进化中接受历史的检验。

“套路式的机械化设计也正在被淘汰，市场可能更需要丰富的可能性，市场正在逐渐解构，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做到这些项目的从规模到量级，都是比较大的，并可以深入到不同类型的创作中去，也是一种幸福。”

大体量项目的把控力

我们运气比较好，参与实施了不同体量的建筑及规划项目也都介入了过程化的实践，规模决定了项目的量级，建筑学本质上是基于建构的，太小的建筑体量很难完整全面的呈现建筑作为社会综合资源的最大载体之一所承载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铜陵山居有很多可以谈的东西，但他的确太小了，没办法体现处理复杂建筑平面上的能力，或者承载更多的社会属性。目前我们做的部分规模比较大的项目，也在实践我们对大项目战略性、产品性、文化性、社会性的体系化把控能力。

卢浮宫改造这样一个一个国家级的地标项目，贝先生的团队控制到了一个建筑细节，一个家具细节，和一个完成面的细节，如此的整齐划一，正是体现他对政治和社会资源层面的控制能力是非常高的。建筑师到最后一定是跟会跟这个东西产生关联。小项目在这个层面谈论的就比较有限，他能带动的很少。建筑师是一个综合性的职业，大项目体现的是你对这些所有东西的控制力。”

“一个项目成功其实不是那个形式或者模式，拿这个模式扣另一个地方肯定不行，他是在特定的时间点，特定的开发状态，包括城市在那个阶段产生的状态的特定结果，是非常综合的产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每个城市本身都是不一样的，从文脉到消费观念连带人群意识形态，都是不一样的。”

“通常我会以一个群众视角，站在某一个街角来看这个城市，一个建筑应该是什么？”